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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时代创造典型形象: 周克芹的乡土创作之路

编辑:邓青琳 | 时间:2019-01-23 | 来源:文艺报 向荣 | 浏览量: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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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时代,但每个时代总会选择一些人、并通过他们来表达时代的需求、时代的呼唤和时代的情绪。改革时代的民族精神也注定要选择其代表人物来表达和呈现。周克芹无疑就是新时期农村改革所选择的代言人和书写者。早在1978年初,承受时代变革思潮感召鼓舞的周克芹,就有了创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激情和冲动,“心里灼热的情感难以从嘴里、从笑脸上表露出来,总会像火山的岩浆一样汹涌澎湃,将来通过自己的笔奔涌出来”。(《周克芹文集》下卷,第427页)

    就在同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在描述当时的农村现状时,用了三个“很”字:“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生活很苦,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这种“很低、很苦、很薄弱”的状态,表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亟需改革转变的历史关头、亟需寻找和建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体制来改变落后的面貌。当此时代呼唤改革之际,周克芹1978年创作、并于1979年发表的长篇乡土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犹如金鸡啼晓,以其悲怆沉郁的文学话语再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艰难曲折的历史际遇,发出了时代变革的先声,震动了新时期的文坛和社会,并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当时最契合时代精神、把“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糅为一体,并预示着“改革文学”来临的代表性作品。

    周克芹是改革时代最早的幸运者和受惠者。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当代文坛就不会有著名作家周克芹。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被遣返回乡的有知识爱文学的农民,一个几十年在风雨中扎根农村土地的农技员。他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历史命运感同身受。他深知新时期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一场改革,是一场历史悲剧换来的改革”。(《时代·改革·文学》,《周克芹文集》下卷,第133页)因其如此,他自觉地把书写农村改革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学使命,既为改革鼓与呼,亦为改革忧和思。他说:“改革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的创作应该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做出历史性的深刻的反映”(《关于如何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通信》《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从1978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1990年他去世前的《秋之惑》,他在新时期创作的全部乡土小说按时序连结起来就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农村改革前十余年的文学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农村社会现代转型期的农民心灵史。他以充沛的激情、冷静的观察和深沉的使命感,关注着农村改革每个阶段的日常经验及其出现的新问题,把那些年农村改革的各种重要现象统摄于创作视域中,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切近农村经验,叙写了当代农民的心路历程和价值选择,为改革时代塑造了许茂、四姑娘、华良玉、王金凤等一批当代农民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改革变化的时代特征,并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提供了改革时代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经验,传承和拓展了赵树理、柳青和孙犁等人构建起来的乡土文学创作的传统,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近20年来周克芹的文学史形象实际上已被忽略乃至遗忘了。在几部颇具权威且影响甚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周克芹及其乡土小说代表作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完全缺席。即便提到周克芹的小说,也只点评一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他中晚期的优秀作品则几乎不着一字。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语境中,回顾周克芹的乡土创作之路和改革书写的文学历程,很有必要。

    周克芹英年早逝,享年54岁。从1960年发表处女作《秀云与支书》到1990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秋之惑》,他的乡土小说创作生涯只有30年。

    1960年至1977年是周克芹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作品收集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1977)中,共有8篇。关于这一阶段的乡土创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限制,周克芹的创作实践只能在“农村题材”一体化的规范中进行。周克芹对这个阶段的创作,有一个总结性评价,“只写过为数不多、质量不高的短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自我评价。现在看来,这些小说虽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周克芹的乡土创作在人物塑形上,在书写农村青年干部公而忘私,为农业生产全力以赴时,也不回避描写他们的感情世界。在亲情和爱情、母女情和兄妹情的人伦关系中彰显出人物的性格和情怀。这些情感书写大都清新明朗,单纯质朴,洋溢着比较浓郁的乡土气息。从中还可以看到,他对乡村农民和年轻干部感情生活及人伦关系的关注与表达,从早期的《云秀和支书》到中期的《桔香、桔香》、再到晚期的《秋之惑》,都是乡土创作实践中的重头戏,是他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提供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经验。当然,人物性格和情感描写的过度单纯化,也是那个时代烙下的一种创作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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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至1984年是中期创作阶段,也是周克芹誉满文坛、激情书写农村改革故事的重要阶段。这也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周克芹虽然转变了社会身份,成了专业作家,但他像柳青一样,挂职乡下,生活在农民中间。他一边观察体验乡村的变革,一边勤勉地从事创作,发表了十几部(篇)乡土小说,代表作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桔香、桔香》《邱家桥首户》等等,成为当时正面书写农村改革生活的代表性作家。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以反映现实、贴近生活、再现乡村社会的时代变革为主旨,在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新思想与旧观念的复杂关系中,书写乡村转型时期的新气象和新经验,并在乡村新农民、新能人身上,寄寓着深切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周克芹对农村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及矛盾,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发现,诸如道德与历史的悖论、先富与共富的纠葛、物质富裕与精神贫困的反差、现代技术与传统生产的冲突、集体经营与家庭承包的失衡、进城务工与土地撂荒的裂痕等等,在这阶段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从中彰显出农村改革大业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以文学想象为农村改革寻找和提供一种审美合法性。这种审美意图和创作取向,不仅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思想完全契合,而且也是周克芹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真切理解和勤奋实践。他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改革书写的当下性。所谓“当下性”在此指的是小说的故事时间与作者的写作时间具有同构对应的共时态关系。比如《落选》写的是1980年初的故事,而作者写作这篇小说的时间也是1980年初。这种故事时间与写作时间同步一致的当下性,强化了小说文本的纪实性和真实感,建构起文本同现实之间的互文性和互动性,既可能使虚构的小说产生非虚构的艺术效果,也可以使小说艺术地再现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与当下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意识。或许这也是周克芹书写农村改革的一个创作初衷,他想让他的小说读者正面关注农村改革的现实状态。值得重视的是,作家笔下的当下性还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当下性。历史在当下的情境中并未缺席。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展现历史,但历史已融化进人物的种种经历,表现在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之中。

    自然,当下性的书写也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审美风险。在强化了作品的仿纪实效果时,亦可能因与叙事对象距离过近而削弱作品的艺术性,产生思想大于形象、主题过于直露的美学症候。周克芹对此也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和审美反思。1984年在《感受·表达》一文中,他便坦承自己“无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用功,吃了‘主题饭’,写的东西往往不是形象大于思想,或思想融于形象,而是相反”。他认为这是“没有遵循艺术规律”造成的。(《青年作家》1984年第7期)在认识到创作的缺陷和症结后,从1985年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地域文化乃至文化人类学同人物性格的互动关系逐渐进入他的小说文本,成为他观察人生世态、塑造人物性格的一个新维度。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从《绿肥红瘦》开始,我就尝试着努力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本来面目出发,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创作终究得从头做起》,《周克芹文集》下卷,第224页)。

    于是,从1985年至1990年他就在美学反思和艺术探索中进入了乡土创作的晚期阶段,这个阶段是他稳中求变、艺术个性和美学风格相对成熟的创作阶段。一方面他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秋之惑》。如果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对10年“文革”农村动荡岁月的反思和概括,《秋之惑》则是关于农村10年改革进程的回顾与思考。小说塑造的农村青年华良玉,是农村改革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农民,他艰难坎坷的创业道路隐喻着新农村建设道路的艰巨性。而他那种不甘失败坚韧顽强的创业性格也寄寓着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中周克芹还创作了一些很值得关注的短篇小说,如《上行车、下行车》《绿肥红瘦》《人生一站》和《写意》等等。这些小说同他过去的作品相比,意味着周克芹的乡土创作已有了新的追求和探索。在一如既往地关注乡村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人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以及日常经验中一些不经意的人生况味,悄然出现在文本之中。大时代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不再占据叙事中心。人物的内心情绪与人性的多样复杂,在叙写中有了更丰富更深邃的表现空间。在修辞学意义上,一种温厚的反讽氤氲着小说中的人与事;主题上,地域文化及县城经验以人类学视角的观照被彰显出来,人物性格的描写更加蕴含着地域环境和地方经验的深刻影响。叙事张弛有度,语言含蓄内敛,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举重若轻,从而使这些小说抵达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

    周克芹晚期创作的审美变化,源自作家美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自我更新。正是在新时期文学探索求新的1986年,他认识到时代变化与文学观念更新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时代的发展要求一切观念,包括文学观念与之相适应,而文学观念的移位又常常以其特殊的作用推动时代的发展”。他从中得到一种启示:“一切有益于文学发展的新的探索,同时也应是有益于时代、社会发展的”(《丙寅说文》《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而我们从中也看到一个乡土作家在时代感召下,不懈追求探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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