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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蓝vs邱华栋:非虚构写作畛域里的历史和现实

编辑:骆 驼 | 时间:2020-02-06 | 来源:《当代人》2020年第1期 | 浏览量:1300

 

蒋蓝

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人民文学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得主。出版《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至情笔记》和《豹典》《极端动物笔记——动物美学卷》《极端动物笔记——动物哲学卷》《媚骨之书》《踪迹史》《梼杌之书》《倒读与反写》《爱与欲望》等专著多部。

邱华栋

小说家,诗人,出版有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100多种单行本。曾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广州文艺》小说奖、北京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奖、《人民文学》林斤澜小说奖优秀作家奖、《十月》李庄杯短篇小说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中骏杯双年奖短篇小说奖等。

蒋蓝的非虚构写作起步在十几年前,先后出版了《梼杌之书》《极端人物笔记》和40万字的《踪迹史——四川提督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晚清西南》。他的历史类非虚构写作独步文坛,尤其是新作《黄虎张献忠》更是广受关注。他在非虚构写作方面有哪些独到的经验、理念?文学界对他的非虚构写作又是如何看待的?为此,本刊特邀著名作家邱华栋与蒋蓝,从蒋蓝的新作说开去,畅谈关于非虚构写作的种种,以飨读者。

廓清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应有之义

邱华栋:首先说说你的新作《黄虎张献忠》吧。在进行田野考察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流时,你觉得张献忠对如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四川人留下的影响还大吗?他们会不会听到这个名字就害怕或者有憎恶的情绪?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坊间议论最广的就是:现在“江口沉银”现场挖出来多少银锭?

蒋蓝:毫无疑问,“黄虎”张献忠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民间属于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另外几位是李冰父子、司马相如、诸葛亮、苏东坡等。其名头之响亮,显然超过了在成都遭受凌迟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这并非在于此人的文治武功,而是在于对老百姓性命的宰治以及对巴山蜀水的彻底翻覆。张献忠作为一个“箭垛式”的超级人物,四川民间以往的说法是,小孩一旦听到“八大王”的名字马上就会停止哭泣。这已经把他提升为“花脸獐”“狼外婆”式的传奇凶兽,虽然有些夸大,但也不是毫无来历。当下的民众对于张献忠,“屠川”的话题之外,最为直接的反应就是:“江口沉银,到底值多少钱?”呵呵,这也正是相关学者、作家、媒体对他们关注历史应该予以正确引导的契机。

狂热维护张献忠形象的极少数人,认为在四川大开杀戒、造成四川人口急剧减少的罪魁祸首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南下入川的清军。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以偏概全,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某种学术表征。1644年秋季,天府之国在大西政权统治下经过了半年左右的相对平静时期,张献忠在1645年下半年开始,逐渐陷入了军事不利、地盘萎缩、粮食吃紧的境况,以至于“人粮”在大西后期成为了主食品。他个人迷信堪舆,成天忧心忡忡、喜怒无常,总在琢磨谁是准备谋害自己的异端。他坐卧不安,逐步出现严重的癫狂症状。首先对外出抢劫粮食不果的大西兵大开杀戒,然后对混迹于军队的大量民间妇女予以清除和杀戮,并对成都以及周边城镇的老百姓进行清剿,成都平原周边残剩的老百姓闻风而逃;加上盘踞在广安、达州、巴中一线的十几万“摇黄”土匪杀人越货,瘟疫肆意蔓延,造成天府之国赤地千里;清军入川后,的确对难以厘清身份的百姓有不分青红皂白的绞杀行为,这也是十分残暴的“排头砍去”。在这三股势力作用下,从1667年到1681年间,四川人烟稀少,虎豹横行,荆棘丛生。总之,不论是张献忠还是清廷以及川北的土匪,毕竟四川人口由明末的大约六百万,锐减至清初的大约八万人。

邱华栋:对于张献忠这个人物出现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其悲剧性何在,今天能从这个人物案例上吸取到什么历史教训,却少有人关心。在你看来,当下的普通民众对张献忠的了解足够吗?了解这个历史人物对当下有怎样的意义?

蒋蓝:崇祯皇帝极端专制,没有民主、宽大、招纳贤良、广听民意的治国理念,在被农民起义推翻之后,起义者自然受到明朝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李自成、张献忠也成了专制的强力继承者。张献忠缺乏治国理政的规划与领导才能,他只能借助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统治梦想,过一天算一天。

对于张献忠这样的终结巴蜀两千年命脉的超级人物,是四川无法绕开的一大心结。廓清其本来面目,也是我们认识天府文化个中曲折、为历史祛魅、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应有之义。

史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必须以田野考证帮助还原真相

邱华栋:我以为,《黄虎张献忠》这本书的一大突破是:你努力甄别了许多历史材料与现实传闻之间的关系,首次厘定了多处从未被相关研究者所留意的重大事件。比如,厘定了天全县高、杨土司与张献忠大西军的天全县血战,纠正了所谓“张献忠主动出川抗清”之类的惯性错误……

那么在写作《黄虎张献忠》之前,你一定广泛阅读了各种资料,具体收集和阅读了哪些资料呢?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哪些?不同史料给出的说法也存在着矛盾之处,你是如何在这些史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蒋蓝:关于张献忠入川并建立大西国的前后事态,靠谱的史料就是那么多,这些著作出自欧阳直、彭遵泗、傅迪吉、费密、沈荀蔚、李馥荣、毛奇龄、吴梅村、顾山贞、张烺、李昭治以及洋人利类思、安文思等人之手或之口。当然,我还参考了1949年以后的全部相关学术论文以及任乃强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大约有二三百万字。我说了,这是基本靠谱的史料,在于他们是当事人,或者写作时距离张献忠时代相去不远,另外还有很多二手、三手的历史著作。厘清这些材料需要反复比对,需要合理判断,更需要身体力行的田野考察,在历史的原点上去寻找真相。我发现,具备亲历、见证大西政权刀锋的几本著作,尤其是被封为大西国“天学国师”的两位传教士的笔录《圣教入川记》,其记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这些著作里,“黄虎”的一颦一笑、暴跳如雷以及虎蹈羊群,尤其是他对四川人的憎恶,历历在目。但是,史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邱华栋:这涉及到你必须进行的艰苦的田野考证。一方面,在于将纸上历史予以大地还原;另外一方面,在于对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予以现实厘定、查漏补缺,并纠正史料的错误,还原历史真相。听说你跑了十几个区县。

蒋蓝:《黄虎张献忠》是我所有历史著作里最为困难的一部。不在于史料考辨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我必须要选择一种能真实记录事实和自己思考的特殊文体。所以,难度要大于我的40万字《踪迹史》。之所以这么煞费苦心,就是为了进一步贴近“黄虎”特殊的个人气质与那个永难忘怀的破碎山河与褴褛时代。我与如此复杂、多面的人物打交道,通过自己的梳理与叙说,对黑暗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体认,也学到了很多平时不大注意的社会群体心理,尤其是人性的多变与诡道。这部作品还没有出版之前,大型文学期刊《江南》2019年第一期就一次性刊发了13万字。《散文海外版》《四川文学》《山花》《黄河》《看历史》《广州文艺》等刊物,也陆续发表了余下的章节,影响深远的《今晚报》已经开始连载本书,说明读者还是喜欢这样的历史写作的。

张献忠身上有着很强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在写作的时候怎样平衡这些冲突,如何在褒和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进行表述?从我个人的情感上来讲,一个起伏、凹陷、血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鸷形象,怎么去喜欢呢?但我必须克制自己的冲动,在绵密的叙述里,修复那些模糊的暗影部分,把“黄虎”投射于理性的聚光灯之下。

以反讽修辞、“悖论”写作抵达一种新的语境

邱华栋:民国著名学者范存忠在《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一文里指出:“近代的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事;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在传统的传记里,好像每个传主都是好人——圣人,贤人,君子,好像海棠能吐香,玫瑰花是没有刺的。在近代的传记里,每个传主是一个‘人’,不论圣贤或君子;每个人都有其缺陷,每块白璧都有一些斑点。一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实的。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它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蒋蓝:如果这一判断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在展示广阔时代的背景下向着传主的内心深处大幅度迈进,具有心灵史、心性史的意味,通过个体命运见证时代风云的写作、研究态势,确实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传记的着力方向。

非虚构写作固然要涵盖断代史、人物传记、事件纪实,但非虚构写作并不需要对传主过于“负责”,更不需要对其一生予以繁琐的“过度阐释”,因为非虚构写作的旨归,恰在于富有深意地记录,一个时代的疾风暴雨加之于一个人的轻与重,以及一个人对此的抗拒或顺从。近代以及当代文学传记里所缺乏的跨学科的域界论、跨文体的方法论,汇聚为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近代、当代传记追求的“真实”,其实并不是非虚构写作渴望抵达的彼岸,因为非虚构作家一直就置身于真实的地界,他们只是尽力去呈现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写作才能复原和修补未完成的真相。我认为,在写作的立场上,叙事铺就的真相,高于难以企及的真实。所以无所谓树碑立传与歌功颂德,非虚构写作里的人物,不过是这个时代普通生活洪流的一个标的。

邱华栋:刚才你也谈到,写这本书难在必须要选择一种适合的“特殊文体”,我认为你做到了。这本书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外传、学术论文、民间故事的四个向度,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以跨文体的落地写作,展示了复杂时代一个分裂人格的形成过程,实现了文体解放。

此外,你采用的“悖论写作”,彰显了反讽修辞之于历史复杂人物的书写的广阔空间,悖论修辞所产生的词语张力与语义龌龊,打破了窄逼的寻常历史题材书写的窘迫语境。我们试看这样一段描述:

“张献忠怒不可遏,突然又泄气了,渐渐的,静如锦江春波。他像书生掏出毛笔那样,缓缓把长剑拔出,蜀犬吠日,兵器发出一声嘤咛。他半闭着眼挥出,四两拨千斤,官员们肥硕的脖子或者劳动人民坚强的手臂,枯枝一般断开了!远远没有达到少年时节那种雪刃劈柴的快感。不同之处,在于劳动人民的手臂要扎实一些,他必须略微用一点臂力。张献忠手臂肌肉虬起,他两袖清风,在春寒料峭的清晨,碎雪与成都南面御营坝怒放的梅香共舞,他飘然独行,偶尔向分崩离析的城廓挥手致意,大家好,老子向尔等问好了!他在血海之间踏雪无痕……”

蒋蓝:谢谢你的夸赞。你所说的反讽修辞,也可以称之为“大词写作”。就是服从于制式思维的强力指引,叠加众多形容词、副词来增加“克里斯玛类型”人物的魅力,就像军事上的佯攻,是一种消灭多元、凸显个人,消灭细节、凸显乌托邦的写作;但悄然运行其中的反讽原则与理性精神,不断消解着初衷与初心,将矛盾的对立推到极至就成为佯谬,在意涵的相反向度上,让语象与语义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最后过渡成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悖论写作。这也是反讽修辞的意义所在。

当代作家里,几乎没有人采用这样的修辞来处理重大历史题材。它并不借助外在形式的神秘、混乱或悖谬,而是凭借传主自身的行为、言谈、惯常之处,但往往是具有离奇、诡谲、狡黠的行文特征。借此,我叙述了“黄虎”内在生命的畸变和精神支柱缓缓倒塌这一现实,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权力挽歌”。

邱华栋:非虚构写作自然不能去虚构,但如何解决针对历史材料的“干瘪”叙事?

蒋蓝:我曾经说过,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应该竭力成为真实与真相、历史与文学的福尔摩斯。我们面对过往的历史与情感,像是面对一地碎片,并不知道碎片原初的形制,曾被哪些“温暖的大手”紧握,或者被一双玉指点染。甚至,它就是庄子语境里在那口水井边的一只粗心大意的瓦器,玉碎之际,竟然发出了雷鸣之声。

但是,碎片的弧度与缺口,乃至藏匿在断口间的光,逐渐都在指向一个形式,一个统摄碎片的气场。我的手指捡起的每一块碎片,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会根据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划痕,让它们逐一归位。我的手指不断在凹陷之处,分泌虚拟的美学硅胶,直到硅胶在空气里定型为现实主义的托举。

但是,我们注定会遭遇缺失,遭遇缺席,遭遇出走……也就是说,在事态演绎的中途,我只能目测、推测缺失的碎片形制,以及它承担本职工作的轻与重,我的想象性碎片修复,必须尊重它的邻居们的同意。我不能把一个半老徐娘,打扮成娉娉袅袅的少女。

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无缘,但这并非意味着非虚构写作的技术空间的窄逼。碎片必须符合历史语境的语法,回到真实,但我使用的粘合剂,却有我赋予碎片弧度、形制应该具有的情感与语态。也就是说,我的文学语境,必须是在从属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才来做文学叙事所固有的,圆润那些干燥、干瘪史料的美育工程。这就是达到真相。

历史追求真实,就是碎片;非虚构写作追求的,是碎片拼合起来的整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已经赋予了碎片以美的和谐,这就是真相。

邱华栋:考察中您去了彭山江口镇、梓潼县七曲山、南充顺庆区、西充县凤凰山等多个地方,有什么趣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在途中有没有听到一些有趣的历史秘闻?

蒋蓝:2018年夏天,我第三次去考察七曲山大庙。与文昌帝君大殿、魁星楼和关帝庙密密麻麻挂满了高考学子们的“报答”锦旗完全不同,在窄逼的张献忠家庙里,只有一面锦旗孤零零悬挂着,上书“有求必应,鹏程万里”,题款是“张献忠大菩萨保佑”。在我看来,这一个送来锦旗的神秘人,应该是“张献忠大菩萨”虔诚的函授学生,这呈现出“吾道不孤”的一脉单传。而且张献忠保佑了他,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是“啯噜子”的后裔吗?这很值得悬想啊……

邱华栋:现在这本书完成了,回过头来看,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蒋蓝:对于我而言,困难也许不是写作本身,而是磕磕碰碰的生活。我为此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散文《搬书手记》,讲述我写作这本书期间遭遇的生活变故。在考察、写作的两年多时间中,我完全沉浸在大西国的诡谲氛围里,渐渐忘记了很多身边的事,也疏忽了我14岁的正处于叛逆期的女儿……我一意孤行,在一种悖论写作的曲折文体间渐次抵达了大西国的“新语”语境。写作是一种对生活的疏离与失守,因为我必须独自远行。现在,这本书完成了,回过神来,我又失去了很多,这颇似猴子掰包谷。当然,对书的遗憾也是有的,希望以后可以再花功夫,把这本书进一步细化,扩展为一本丰满、扎实、可以经受时间检验的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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