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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西藏是个名词

编辑:邓青琳 | 时间:2018-04-18 10:05:38 | 来源:现代快报 | 浏览量:1049

阿来凭《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南京推销《科幻世界》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阿来跟南京缘分不浅。2000年10月茅奖公布期间,他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展,摆了个摊儿推销《科幻世界》,当时他还是个小出版商,想请记者做宣传并不容易。但是那天,他突然看见很多他认识的文化记者不约而同向他这个方向飞跑,他就知道他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了。当天晚上他招呼手下们饱餐了一顿奢侈的大闸蟹,第二天却拉肚子。那年阿来41岁,这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此多了一个标签——史上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

3月26日,应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南师大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之邀,阿来在南师大仙林校区做了“我的《机村史诗》”的文学交流会,从长篇小说《机村史诗》谈起,分享关于文学创作以及边地乡村和少数族群书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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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他的小说,阿来的身材并不高大,但他气质不俗,面上总是洋溢着平和的微笑,走起路来微微踮脚,将军肚毫不拘束地向前挺着,富有喜剧色彩。

“得奖不应该吗?”自信的阿来用同一句话回应两件事——一个是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茅奖的事,另一个是2014年的《瞻对》“零票事件”。

《尘埃落定》是1994年写完的,在这之前,阿来差不多要放弃文学了,虽然出过两本书,可往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的作品面前一摆,就没了自信。

那会儿刚有电脑,他感觉挺好玩的,天天回家练习打字,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想写一点东西,那就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冬天下一场雪开始写,一直写到另一个冬天。中间休息了一个月,天天熬夜看世界杯,世界杯结束了,他最喜欢的意大利队输掉了,然后又开始怀着一种小悲伤继续写,到冬天就写完了。

写完了,阿来觉得信心满满。别人问他写什么,他说一个可以证明老子是天才的东西。交到出版社,出版社说没见过这样写小说的,你按照这三条意见改。阿来说这样一改的话,不就改到前面几本书一样了吗?这个东西只有错别字可以改,标点符号也不准动!别人说他根本不知道文学怎么回事,狂妄得要命。阿来说那就让我狂妄一把。

于是,这本书从写完之后就在各出版社之间艰难游历,直到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将订数定在很冒险的一万册。两年后,《尘埃落定》摘得茅奖桂冠。从此,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都发生深刻转变。

之前他在做一个“小出版商”,经营几本杂志,把其中的一本《科幻世界》做成了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获奖后,《科幻世界》奖励阿来8万元,而他在杂志社又干了6年才离开,2009年阿来当上四川省作协主席。

“有些书,评它没什么事儿了,不评它反而成了一个事儿了。”这说的是另一本书《瞻对》。这部2014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在阿来的作品序列中,是有个意味的收获。

瞻对,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铁疙瘩”,地处康巴藏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过去两百多年,清朝政府七次用兵征讨这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将此地和平解放。

在阿来看来,瞻对的历史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样本,背后折射的是汉藏问题是如何演变的。

在第六届鲁奖逐轮投票中,呼声一直很高的《瞻对》终评时以零票落选,阿来写了封公开信抗议。

阿来说,本来得不得奖,他只有“漠然”,媒体来问,他都表示“没有什么话好说”,但评委们出面回应,解释却很牵强,他就有点不高兴,尤其是出现“写小说得过奖写报告文学不一定得奖”的说法时,他彻底怒了,于是发了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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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抗议不了了之,阿来写作没有停。《瞻对》之后,他想换副笔墨,写点轻巧的东西,这就有了自然题材的“山珍三部”。

“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米沃什的这句话,阿来深有同感。

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生活久了,或者是在自己书写过程中探究那些历史或生活的阴暗面久了,调节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到青藏高原。那里地广人稀,直接面对的就是开阔美丽的大自然。

自然之美给阿来以巨大的情感抚慰,他也因此对自然界的被损毁有更强烈的关切,也试图以自己的作品唤醒更多的人有与他类似的关切。

他先写了《三只虫草》。每年五月间,青藏高原的初春时节,虫草采挖的季节,出行到青藏高原时,四处都会遇到小说中桑吉那样的少年。车一停下,他们就凑过身来,从怀里掏出几只虫草,说:“三十元一根,三十元。”离开高原进入城市,在最繁华的地段,看到高端的虫草店和那些高端消费者,阿来想起的是那些为了挣几十、几百块钱而逃学的乡村少年。

沿着这个思路,他又写了《蘑菇圈》与《河上柏影》,前者写鹿茸,后者写一个濒危的树种——岷江柏,都关乎城市主导的高涨的物欲对于自然与乡村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对乡村社会的人还可分为正与负来讨论,对整个人类所依止的自然环境来说,那全然就是破坏性的毁败。

本来想写得轻松一点,单纯一点。不曾想,一篇比一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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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写作方式在中国作家里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是在身体力行地做田野调查,以及对文献进行甄别和反思,《瞻对》的写作就是典型。

包括写《机村史诗》(原名《空山》),每一次历史事件,他都会到档案馆去查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到图书馆把当年的《人民日报》翻出来。

《机村史诗》写的是《尘埃落定》之后的事,也就是上世纪后五十年的事。“《尘埃落定》涉及土司制度瓦解的必然性,但问题是,推翻了土司制度以后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制度,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幸福、快乐?真正麻烦的事情在后面。”

在他决定写作这部当代藏族乡村的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城市开始支配乡村,乡村是一个不断重组的过程,这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的主角,它以六卷本的形式展现,各自成篇,组合起来又是一部长篇。

阿来不喜欢别人称自己“藏族作家”,在他看来,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虽然他小说里的民族性是显著的标识,但他一再说,少数民族不是为了满足多数民族的想象。他的“机村”,是一个藏族的村庄,但不是另一个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多年前,阿来写过一篇文章,意思是,西藏是一个名词,名词的意思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阿来的写作,是要把一个越来越形容词化的西藏,客观地厘清。

对话

请克制我们的欲望和消费

读品:为什么做《科幻世界》,是对科幻文学感兴趣吗?

阿来:我对做市场感兴趣。那个时候四川大部分杂志是由国家包养的,只有这个杂志是跟财政补贴脱离关系,需要自己去在市场上求生存,大家都害怕这个地方,我反而选了这个,就是不端铁饭碗了,自己去找饭吃,但是我觉得文化肯定最后都要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直接面向市场,那么我觉得晚开始不如早开始,被动接受不如主动选择,我就去做了,刚好它又是科幻。

我的终生职业是写作,但是我愿意有一段做出版商的经历。一个人如果都没有经历过经济方面的生活,恐怕对世界的理解会有偏差。

读品:为什么对环境问题这么关注?

阿来: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很严重的缺失,那就是我们不关注自然。一个东西一旦有点价值的时候,往往就是它灭顶之灾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自然伙伴的消失,但是我们一点儿没有看到克制的可能。

读品:关于环境的问题,您在《机村史诗》设置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阿来:这个也是一个事实。1997年长江发大水,大水从哪儿来?主要就是从长江中上游。那首先就是停止采伐森林,这是国家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长江中上游的天然林保护,很多农民地都不种了,退耕还林,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工厂关停了,确实有好转,不然的话,长江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中国很多事情都是政府强制在推动,当然政府也有责任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真正具有这个意识,那就是自觉保护、尊敬我们的环境,更重要的就是适度克制我们的消费。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去破坏环境,但是很可能通过消费在间接鼓励对环境的破坏。

读品:最近在读什么书?

阿来:重读的旧书比较多,80年代出的、不管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在读。春节前我们几个作家去古巴,我带了卡彭铁尔的书,他是比马尔克斯还早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拉美作家,写整个拉美反殖民运动的革命小说,写的非常棒。去那些国家再重温一下也很好。(陈曦/文 赵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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